中国互联网阿里巴巴_阿里巴巴这样的互联网大公司，它们的投资者在哪儿？

阿里巴巴这样的互联网大公司，它们的投资者在哪儿？它们在什么地方上市？这说明中国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没能够把资金导向这些技术创新企业，所以它们到外部去寻求资源。由此可见，中国创新导向的金融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提出加大金融服务支持，研究鼓励符合条件的互联网企业在境内上市等相关政策，这些都是积极的信号。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的“制造2025”和德国的“工业4.0”从时间节点来看似乎都是要到2050年左右实现这一宏伟计划，两项计划目标很相近，这是否代表我们会在那时赶上德国的制造业呢？

　　隆国强：各国都在进步，对发达国家来说，它也要不断运用新技术来推动进步。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优势就是，作为追赶者，可以比别人跑得更快，但能否快到在30年的时间内跟人家齐头并进，这就取决于我们的努力了。提升中国制造的技术水平与国际竞争力，需要很多方面的努力，其中，一个基础性的工作，是要在全社会真正形成重视实业、尊重实业的氛围和相应的体制机制，这对中国这样一个以制造立国的大国尤其重要。

　　提升全球分工地位

　　中国经济报告：由于TPP、TTIP的推出，使得中国面临着很复杂的国际关系。在中国的比较优势变化后，中国如何在全球分工地位调整中抢占有利地形？

　　隆国强：目前，全球经济贸易环境有了新的变化。全球不同的国家各有不同的优势和劣势，所以大家都希望在自己有优势的领域里进一步推进自由化，好进入别人的市场；在自己没有优势的领域则希望能多一点保护。一方面要让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另一方面要抑制对手的竞争优势。新一轮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主要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在发达国家已形成优势的领域，它们希望能够在这些领域尽快确定国际规则，推动进一步的自由化便利化。比如，搞电子产品零关税，讨论服务贸易协定，等等。

　　此外，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关系分两个层面，一个是中国由小国变成大国以后，作为一个崛起的新兴大国面临着很复杂的国际关系。包括政治安全层面的。比如，美国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有重返亚洲的战略。中国在周边安全问题上，南海争端、钓鱼岛争端，其实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响。美国作为守成大国要应对中国的崛起，中国周边的小国也处在焦虑之中，世界各国都在思考中国崛起会带来什么。中国崛起毫无疑问是21世纪对世界格局影响最大的事件。中国崛起会给世界带来很多机遇，但也会给其他国家带来挑战，所以，这些国家一方面想抓住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另一方面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维护或明确一些自己的利益。这就要求我们小心翼翼地处理极其复杂的对外关系。

　　第二个层面的变化，就是中国比较优势变化决定了中国的全球分工地位需要调整。以前中国靠低成本劳动力形成了很强的劳动密集型的竞争优势，以后这个优势会慢慢削弱，这迫切要求中国的竞争优势要升级。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中国如何才能使自己的竞争优势获得改善和升级呢？

　　隆国强：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是动态的。一个国家参与全球分工的优势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天然的。天然的优势相对来说变得慢，但是也在变。它会因为技术的变化、价格的变化而改变。比如说资源禀赋——石油，其价格很低的时候，只有中东等成本最低的地方有这个资源优势，开采成本高的地方就没有优势；但在油价很高的时候，开采成本高的地方也有资源优势。所以，虽然是天然资源，但实际上也会因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还有一类是人造的优势，变数较大。比如靠多年发展积累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技术、产业基础、制度等后天因素。

　　在当下全球市场经济中，一个国家参与全球分工的影响因子，越来越多取决于可变的比较优势，特别是人为的比较优势。所以，当中国人口数量红利在削弱的同时，又会有新的优势涌现出来。例如，人口的质量红利将会取代数量红利，成为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势。这些年中国形成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产业配套能力，中国企业逐渐形成的参与国际化竞争的能力，都是新优势。中国巨大的市场也是一个新优势，它会吸引新的投资、产业活动、人才向中国汇聚。所以，过去这一两年大众接触到很矛盾的信息：一方面媒体的报道是外方撤资、搬走，另一方面又报道中国2014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1000多亿，居全球第一。原因在于，看中原有优势的企业需要对外转移，而新的优势吸引更多新的产业活动向中国汇聚，虽有走的，但来的更多，这恰恰反映了中国在全球分工地位的调整。未来中国转型升级，关键在于把新的比较优势转化为未来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势。

　　中国经济报告：适应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未来中国开放的重点应该是什么？

　　隆国强：中国将来的改革开放要实现两个目标：第一是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第二是要通过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合作，为中国和平崛起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新的对外开放战略要特别关注以下重点：

　　第一，要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寻找新常态下的新动力，传统产业升值的空间是巨大的，未来，如果能够提升中国在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上的国际竞争力，光实现进口替代这一方面，市场就将大幅拓展。所以，下一步开放，首要的是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

　　第二，要提升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据统计，2014年上半年中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6.6%。长久以来，中国服务业占比过低一直为人诟病。占比低是一个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年年扩大，国际竞争力不足。其原因是对内管制过度与对外开放不足共同所致。因此，需要把服务业开放作为新阶段改革与开放的重点领域。

　　第三，要通过对外投资来打造中国的跨国公司。中国的崛起需要一大批能够在全球整合资源的中资跨国公司，而金融危机正好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在海外低成本并购、整合资源的难得历史机遇。2003年中国对外投资净额28.5亿美元，而现在已达1000多亿美元，这不仅仅是政府号召的力量，更关键的是许多企业发展到了国际化经营的阶段，需要在全球整合资源。然而中国企业的对外发展也面临困境。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成功的案例，通过海外并购，获取了技术、研发能力以及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但是，我们现在的管理体制与对海外投资的服务体系，还远远不能适应企业对外投资的需要。

　　第四，要着力营造一个互利共赢的国际环境。未来中国要通过在多边、区域和双边不同层面上的互利合作，改善外部环境，创造发展新机遇。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和倡议，本质上就是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方式，来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企业走出去现在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隆国强：难题有外部的，有内部的。从外部来看，很多东道国还对中国企业缺乏信任。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对中国缺乏了解，存防范之心；一方面是已经走出去的企业做得不够好，跟东道国产生了一些误会或摩擦。而后一方面的原因与中国企业内部理念也有很大关系，比如有的企业到东道国后不守规矩，总想打擦边球，导致东道国觉得中国企业运作不规范；有的企业不懂得去承担社会责任，与东道国的工会、社团等利益相关者关系处理失当，导致他们认为中国企业不负责任；有些企业环保也做得不好；等等。从自身来看，主要还是中国对外投资缺乏经验、缺乏人才。相对而言，政府对企业及其对外投资的指导、服务都有所欠缺，导致中国企业走出去后钱投入很多，但真正取得很好成效的却不多，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

　　所以，中国企业走出去遇到困难，最大的根源仍是内部，是国内企业自身的问题。不过确实也存在一些外部原因，比如，美国在安全审查方面对中国较为防范，这就需要政府出面帮助解决。中美有很多的合作渠道，现在也正在洽谈中，包括中美合作会等上百个交流机制。目前正在就中美双边投资协议开展谈判，相互给予对外更好的投资准入条件。政府除了通过谈判给企业创造良好投资环境，为企业提供信息、融资服务、政策性金融等支持，还可以通过人才的培养、外交服务、海外人身财产安全服务等，为企业提供更多帮助。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要靠企业自己，企业需要有一个国际化的理念，要有国际化的战略和体制机制，要有国际化的人才，要懂得全球运作，形成较强的国际化经营能力。

　　中国经济报告：国企改革是不是更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国际化？

　　隆国强：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应该看到大部分国企改革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企业适应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尚且需要进一步深化，更不要说适应一个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必定会提升中国国有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所以它会推动国有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反过来说，国企走向外部世界的时候，会发现不改就不能适应，所以走出去会“倒逼”国企改革。国企深化改革和走出去是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