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这才开启了PPP发展的新局面。短短一年多时间,PPP从一个陌生名词变为高频词汇,PPP也迈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从公开数据统计的PPP签约情况来看,这一轮PPP热潮从2014年四季度开始初露锋芒,于2015年下半年开始加速,在四季度达到顶峰。根据财政部公开数据显示,2017年9月底,全国已进入开发阶段的PPP项目达6778个,总投资约10.1万亿元。其中已落地项目2388个,投资额约4.1万亿元。我国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PPP市场。
2014年9月财政部下发《财政部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76号文),这是部委级别首次正式提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标准说法,对PPP模式进行了详细明确的界定,部署了PPP推广事宜。
过去地方政府的投融资需求很大,但并没有动力去推动PPP,核心原因就是城投公司作为地方融资平台突破了对地方政府举债的限制。但2014年10月国务院发布“43号文”,明确提出剥离城投公司的政府融资职能,提出推广使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堵住了“后门”,但“正门”地方政府债券还没有完全打开,地方政府开始寻找新的融资渠道,这为PPP高速发展埋下了伏笔,同时也为日后PPP变味埋下了隐患。
地方在上报PPP项目库的过程中开始包装PPP项目。一些地方把很多过去的难点项目包装成PPP混入项目库,PPP开始异化为一种融资模式。
2015年下半年PPP签约近万亿元,2016年一季度,PPP签约速度出现一定回落,大概签约3000多亿元,主要是经过前期PPP的快速发展,项目逐步落地,对PPP相关概念股的炒股配资热度也降了下来。
“这与PPP的特征和当时经济发展阶段高度契合,是密不可分的。”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推广PPP模式在当时形势下具有十分重要而迫切的现实意义。第一是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的需要。随着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逐步规范,政府在基建领域“唱独角戏”的能力受到制约,隐性举债的“暗道”被堵上了,只能通过引入正规的PPP模式,转变过去单纯依靠“政府背书”的传统方式,形成多元化、可持续的资金投入机制。第二,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需要。PPP模式的灵魂和精髓,就是依法合作。也是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需要。PPP作为新型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投入机制,正是扩大有效投资需求、推进经济结构调整、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手段。民生证券研究院宏观研究员朱振鑫认为,这段时间,对PPP的支持政策不断升级。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中央需要PPP来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中央在2013年摸清地方债务,2014年开始控制地方债务,希望通过PPP减轻地方政府的融资负担,化解债务风险。另一方面,地方需要PPP来稳增长。稳增长关键是稳投资,稳投资的关键是稳融资。“43号文”之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歪门”被堵塞,政府债券的“正门”又没完全打开,所以地方政府有动力通过PPP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