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风险资产救赎的“赌徒”困局，是历史形成的。随着以“国家治理”为主要特征新阶段的到来，维系商业银行风险资产救赎“赌徒”困局的基础和条件将不复存在，市场的开放性和充分性将无情地击中商业银行的软肋，倒逼商业银行以“脱胎换骨”、“壮士断臂”、“凤凰涅槃”的勇气和智慧，加快建设和优化风险治理机制。走出这一困局，当是直面市场和未来的不二选择，也是反映商业银行市场化程度的一项重要标准。谁早走一步，谁就会赢得更多的主动。
在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币体”（M2）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商业银行风险资产的隐患正以惊人的速度、交织的方式和广泛的领域，冲击、考验商业银行的管理和经营。更具体讲，商业银行快速增长的金融资产与持续弱化的风险治理能力之间，正在形成越来越大的反差。这犹如一方疯狂长大的“堰塞湖”，对我国经济、金融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更让人担忧的是，究竟该如何为“堰塞湖”排“水”降“压”，商业银行陷入救赎的“赌徒”困局中。一方面，商业银行不承认有 “堰塞湖”，习惯于拿低于1%的不良贷款率昭示社会，以证明其风险控制和治理能力的有效甚至强大；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也不屑于或惧怕未来可能发生和出现的各类金融风险，认为即便出现，政府一定会实施直接或间接的政策救赎与行政影响，不通过提升自身市场能力作为解决风险资产的终极手段。因此，以“加杠杆”方式加剧金融资产的膨胀，以“减内功”代价加快风险治理能力的萎缩，成为其生存的基础状态与趋势。“胆大艺不高”，则是这一困局的真实写照和缩影。
反思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由于每遇风险“大考”，总有“政策”帮忙涉险过关，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治理能力，始终缺乏内源（生）性建设的基本动力，缺少跨越经济周期性考验的基础机制。从1995年开始，商业银行资产由四级分类向五级分类转换，实行了不良资产按价值损失程度分类的根本变化。但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腾挪有了新的政策空间，呈现出积累式趋势并隐形存在。2001年组建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通过财务重组，分离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较大范围完成了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大救赎。2009年，面对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的威胁，中央财政启动4万亿投资计划，避免了众多企业尤其是出口导向性企业的倒闭和破产，同时一举扭转了基础传统产业和重化工企业的颓势，使其重现生机。由此，商业银行不但没有大面积爆发不良资产，而且还连带消化了众多历史包袱。
所以，在我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中，商业银行基本没有经历经济下行周期的残酷考验，即便在特定波动状态下，往往也会因为若干外在因素的作用，隔离了遭受波动的冲击，获得了“遮风避雨”的便利。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对商业银行优化风险资产的治理结构和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市场的开放性和充分性将无情地击中商业银行的软肋，倒逼商业银行以“脱胎换骨”、“壮士断臂”、“凤凰涅槃”的勇气和智慧，加快建设和优化风险治理机制，提升风险控制能力。
换句话说，随着以“国家治理”为主要特征新阶段的到来，维系商业银行风险资产救赎“赌徒”困局的基础和条件将不复存在，商业银行再也没有躲避风雨的港湾了。
第一，资金利率市场化尤其是存款资金利率市场化步伐的加快，将终结商业银行独享垄断价格资金的红利。作为市场基础要素之一的资金，未来不同对象的竞争会更为激烈，形成主要以体现配置效率高低、风险控制能力强弱决定资金价格的博弈格局。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将失去传统经营环境下的“超额”利润。而这一“超额”利润，正是支撑商业银行风险资产救赎“赌徒”困局的第一根“拐杖”。由于商业银行交易收益与交易风险成本的极不匹配，加上交易过程中盈利当期性和风险补偿滞后性的特征，以及呆账（损失）准备金核销中责任文化的弱化甚至扭曲，使得商业银行经营品质中缺少对于风险文化的应有敬畏。失去这一 “拐杖”，商业银行就少了 “底气”，少了依托，少了全部融资结构中占据主体地位的优势，风险治理结构和能力的转型就成为必然，用市场标准和要求改造、重塑其商业模式、风险体系、管理机制也成为现实和急迫的选择。在风险管理上，没有人愿意再当“皇帝新装”的主角。
第二，靠政策而不是靠市场，这是支撑商业银行风险资产救赎的第二根“拐杖”。随着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上下限”理念的确定，以及行为方式的调整，商业银行将失去资产风险终极或危机救赎的政策保障。第二根“拐杖”被抽走，商业银行在处理风险资产上“久旱盼天雨”的投机心理和行为模式，瞬间失去市场。岁尾短期内虽然会付出局部领域产业和企业生存困难的代价，而长期则会带来整体经济结构的趋势性优化和修复式完善。而且，经济运行波动幅度的收窄，也会极大压缩“搭车”转移风险的空间。产业和企业将依据市场规律和体现市场规则有序成长，商业银行需要付出更多的耐心和信心，需要积累更多的人力和物力，需要形成更多的体制和机制，真正建立与市场合拍的风险治理能力。主动黏合市场、提升对风险反应速度与敏感度，靠市场的力量和方法解决风险事件和问题，成为商业银行风险治理机制的最重要特征。
第三，利用有利市场地位，以延缓风险发生作为经营的目标和底线，是支撑商业银行风险资产救赎“赌徒”困局的第三根“拐杖”。这一“拐杖”以商业银行贷款资金的持续投入和企业经营成本的持续增加为前提和代价，形成的是要么资金“空转”，要么资金体现在企业账面但实际已损失的窘境。随着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通过期限、币种、金额、用途、利率和对象错配，人为制造的既可实现监管套利，又能完成内部管理套利的“转贷”机制，将快速走向死亡。面对新的挑战，商业银行与企业的合作方式和合作内容将发生巨大变化。其核心点是，依据市场类别、客户性质、交易形态、业务模式和盈利能力，依据有限的资源和开放的服务，开展分类业务合作。依据风险承担的不同程度，选择标准化和个性化的合作手段。市场的规则和原动力，将促使商业银行的资产状态与风险治理能力趋于平衡并达到基本吻合的状态。
我国商业银行风险资产救赎的“赌徒”困局，是历史形成的。走出这一困局，当是直面市场和未来的不二选择，也是反映商业银行市场化程度的一项重要标准。谁早走一步，谁就会赢得更多的主动。
（作者系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监事长，银监会《流动资金管理办法》、《固定资产管理办法》、《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和项目融资业务指引》起草专家之一）
2019-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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