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问题资产的处理|银行问题资产的处置问题困扰银行甚重

今年上半年银行不良贷款反弹压力有增无减，除了核销的传统方式外，今年二季度以来银行还通过不良资产转让方式甩包袱。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中国很大部分的不良贷款是隐性的，许多隐性问题资产并未涵盖在内，可能导致不良贷款率被大大低估。

对问题资产处置和核销，财政注资、组建资产管理公司、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这三条渠道都有很大的负向成本。当前也有观点主张将“问题资产证券化”，但事实上这一途径也存在较大风险，中国商业银行有一些问题资产是不能收回的贷款，其中许多是没有担保的，而如果国家强制商业银行提供外部信用增级或购买债券的话，实际上是导致了风险扩散。

随着对中国债务和金融风险的担忧，如何处理银行问题及不良资产将成为一大难题。今年上半年银行不良贷款反弹压力有增无减，除了核销的传统方式外，今年二季度以来银行还通过不良资产转让方式甩包袱。

银行倾向于资产转让凸显出不良贷款率上升的压力。根据银监会发布的监测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5395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96%；贷款损失准备金余额1.57万亿元，同比增长18.97%，拨备覆盖率291.3%，同比上升0.59个百分点，拨贷比2.88%，同比上升0.09个百分点。其中，平台贷款余额9.7万亿元，同比增长6.2%，比各项贷款平均增速低9个百分点；银行理财资金余额9.08万亿元，其中非标准化债权资产余额2.78万亿元。

尽管从账面数据看，不良贷款占总资产比重并不高，甚至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不良贷款率都在可控范围内。然而，问题在于中国很大部分的不良贷款是隐性的，许多隐性问题资产并未涵盖在内，可能导致不良贷款率被大大低估。

一是当前许多银行的表外融资新增规模超过表内信贷新增规模，表外融资风险具有隐蔽性和不确定性，如果出现理财亏损无法偿还，银行为避免声誉上的损失，可能会动用表内资金来偿还理财资金，使表外风险转移至表内，并最终导致不良贷款率大幅上升。

二是基础设施信贷资金量大，风险易暴露。眼下受地方政府平台贷款质量波动、房地产贷款质量波动影响，部分银行拨备压力逐渐增大，资产质量波动反过来又影响银行的利润留存能力。因此，为维持资产质量的稳定性、解决不良贷款上升和拨备覆盖双高的局面，银行业正在加大问题资产处置力度，而一旦出现银行资产质量大幅恶化的小概率事件，也不排除银行集中向资产管理公司(AM C)转让剥离的可能。

三是受产能过剩以及高负债企业拖累。过去几年银行信贷大都流向了传统基建行业，然而，近两年一向是贷款大户的钢铁、电力、制造、地产相关产业恰恰是此次坏账准备增加的“重灾区”，这势必影响银行的资产质量，推高银行不良贷款率。

问题资产将继续向债务转化，以金融问题资产及其转化形式存在的或有负债，以及处置银行问题资产形成的新形式的或有负债。根据社科院估算，银行问题资产从2000年的21731亿下降到2010年的4336亿，与此同时，处置问题资产形成的或有负债却从2000年1.4万亿上升到2010年的4.2万亿。历史上，中国大规模处理问题资产大致有三条渠道：

第一条是财政注资渠道。例如，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仅为3.71%，远低于1998年巴塞尔协议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且存在着巨额问题资产，为此，1998年国家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以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但与此同时却增加了财政的负债。

第二条是组建资产管理公司渠道。1999年，国家又成立了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承接相应对口商业银行的问题资产，1999-2000年从四家银行向资产管理公司剥离近1.4万亿元的问题资产。然而，相关数据显示，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对上述问题资产的加权平均资产回收率不到1/4，实际损失为1万亿左右。

第三条渠道是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渠道。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曾多次行使最后贷款人角色。事实上，中央银行承担了大量的准财政功能，再加上中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缺位，中央银行肩负着金融稳定与推动改革的双重任务，最后贷款人职能被放大。1998年问题资产处置时，央行通过购买资产管理公司债券，发行金融票据等方式，虽然承担了银行坏账，却明显恶化了央行资产负债表，并带来政策性风险。

实践证明，问题资产处置和核销的确是一个大难题。次贷危机以来，美国金融机构的资产减记规模相当于其G D P的13%，布什政府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 P)以及奥巴马政府的金融救援计划(FSP)实施总规模达2.2万亿美元，其结果是大量美元资金从美国金融机构和一般性债券与金融产品中转出，转为存放在美联储和投资于美国国债，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规模急剧膨胀，杠杆率不断攀升，也就相当于通过央行的高杠杆率来支持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但是问题资产至今仍趴在美联储账上，只不过是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了转移而已。